身逢乱世求学不辍，辗转奔波同舟共济

1920年7月11日，唐有祺出生于上海市南汇县新场镇的一户小康人家。1925年，5岁的唐有祺进入新场小学接受正规教育。1931年8月，11岁的唐有祺离开新场，到南汇县读初中。这一次离开，不仅仅是离开了父母的照拂，更是离开了生活的平静——此时的中国，不但内乱不绝，日本也在伺机侵略中国：1931年9月18日，日军在东北制造了“九一八事变”；1932年1月28日，又在上海吴淞口等地制造了“一二八惨案”。1934年，唐有祺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上海中学，成为班级里最小的学生。在上海中学，唐有祺不仅仅受到了现代科学的启蒙，也对国际关系和政治问题有了基本的认知。而后者为他日后有勇有谋地突破美国重重封锁，辗转回到新中国，并在国内政治风云中处变不惊起到了重要作用。

1937年，唐有祺以优异的成绩高中毕业，他踌躇满志，处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报考了同济大学。但此时的同济也无法安放一张课桌。1937年8月13日，日本在上海制造了“八一三事变”，同济大学在吴淞的校舍遭日本飞机轰炸，破坏严重，只好迁往上海的公共租界。谁料，战事却愈演愈烈，波及整个上海。学校决定离开上海迁往金华。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金华也遭到日军空袭。无奈之下，同济大学只好再度内迁至偏远的江西赣州。在赣州上了8个月课后，1938年7月，九江危急，局势突变，同济大学第三次迁校，从赣州迁到广西贺县八步镇。1938年10月，广州沦陷。运抵八步镇的第一批校产还未来得及卸下，学校决定第四次迁校至昆明。男同学组成步行队，历时半个月到达广西柳州；休整一个月左右，再度步行至南宁，转乘小船至龙州，出镇南关借道河内，坐火车到昆明。1939年春节前，同济大学师生终于分批到达昆明。当时，日军虽未入侵西南，但昆明也频频遭遇空袭。唐有祺所在的理学院师生，冒着生命危险，坚持上课、做实验。1940年10月，在昆明度过两个春秋的同济大学又从昆明迁至四川宜宾李庄，在一群庙宇中安定下来。待到1942年6月大学毕业时，他脚下已不是有着优越教学条件的上海吴淞，而是相去千里的一座蜀中寺庙。颠沛流离的大学，饱受战火欺凌的故土山河，在青年唐有祺心中涂下了最暗的底色，使得后来的他无论遭逢多大变故，内心从来都有希望的光明耀亮。

学以致用实业救国，教学相长立志深造

唐有祺大学毕业时，正值抗日战争进入白热化阶段。中华大地已经满目疮痍、生灵涂炭，国民经济脆弱不堪。面对此情此景，唐有祺一心希望利用自己的知识、理论和技能，开发中国特色资源来服务国家。1942年7月，应大学时期老师、曾任同济大学化学系系主任的顾敬心教授邀请，他到昆明的兵工厂去参加制磷厂的筹备工作，6个月后转到重庆渝鑫钢铁厂，从白云石中提取氧化镁来做碱性耐高温炉砖。后来，得知当时国内急需做电机和变压器的电磁性矽钢片，却没有技术生产，而进口又非常困难时，他决心致力于矽钢片的国产化工作。由于当时德国的化学工业走在世界前列，加之他在同济大学时期打下了深厚的德文基础（同济大学从一年级就开始学习德语），他从德文资料中发现高纯度的电解铁片具有优异的电磁性能，可替代当时奇缺的矽钢片。于是，1943年10月，他与人合营了一个试验厂——重庆钟声电化冶炼厂，专门从事能够替代矽钢的电解铁片研究。

1943年9月，唐有祺已经考上了钢铁厂附近的中央大学研究生。为了专心从事电解铁片研究，他读了几个月就放弃了研究生学业。此后的1943年12月，国民党考试院在春季组织的选拔赴美进修人才考试也传来喜讯，唐有祺获得了化工专业唯一的一个留学名额。由于这个考试是为了抗日战争胜利后培养建设人才而设的，入选的人到美国后应该去工业界实习或工作。但此时的唐有祺正满腔热情地进行国内奇缺的电解铁片研究——他已经在用自己的知识和技术为自己的国家服务了。就这样，唐有祺迟迟没有动身去美国，而是在重庆一心一意地守着他的钟声电化冶炼厂。

1945年8月，持续八年的抗日战争终于胜利了。唐有祺辗转从汉口乘船回到了阔别8年的上海，应赏识他的同济大学理学院院长、化学系系主任顾葆常教授之邀，到同济大学医学院教授化学。在医学院工作时，他时常回顾大学毕业后从事实业时遇到的问题，深深地感受到将来要在技术方面做出突破，还需要更高的学识。而提高这种学识的有效途径，则是加深基础。特别是，要解决涉及材料的问题时，必须深入理解物质的结构与其性能之间的关系。他已经敏锐地意识到，关于物质的结构及其性能的关系，将是化学发展中具有重要前景的领域；而化学，将是功能材料的源头。此后，这不仅成了他毕生的研究所在，也成为他不断开拓化学前沿、屡次在中国化学危急时刻力挽狂澜的信念基石。

唐有祺 摄于1951年回国前夕

远涉重洋拜师名门，丹心报国护航化学

大学毕业后从事实业及教学工作的曲折经历，无疑是唐有祺在社会大学中接受的一次深刻教育。这让唐有祺深深地意识到，只有掌握了足够的学问才有能力服务于国家和社会。在顾葆常老师的帮助下，1946年8月，唐有祺赴美留学。出国前，唐有祺已经从时任同济大学首任理学院院长、化学系系主任的王葆仁教授处了解到，1930-1940年期间加州理工学院的鲍林把化学从一个主要基于现象的学科转变为一个以扎实的结构和量子力学原理为基础的学科。因此，他直接找到鲍林教授，唐有祺对物理和化学的浓厚兴趣及在这两方面的扎实基础深深地打动了鲍林。一番倾谈之后，这位名满天下的化学家爽快地答应了唐有祺师从他从事结构化学研究的申请，亲自去加州理工学院研究生院为他申请名额，并帮他选课。拜师如此顺利让唐有祺喜出望外，也让加州理工学院研究生院负责人觉得不可思议。鲍林慧眼识珠，唐有祺不但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所有课程考试，还在研究工作中表现出卓越的能力，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他在精确确定合金的结构和弄清六次甲基四胺与金属盐形成沉淀的本质等两个方面的研究取得了非凡的成就。这两项成就不仅让唐有祺于1950年7月顺利获得博士学位，也让鲍林对他更加刮目相看，博士毕业后继续留在鲍林组里从事研究工作，承担用X射线解析蛋白质结构的重任。

在美国师从鲍林的5年，是唐有祺求学生涯中最为平静的时期。这个生于乱世，在战争的阴影中颠沛求学的一代英才，在此时才能够深耕科学的沃野，安心从事研究工作。正当他的蛋白质晶体研究进展日益顺利，有望获得重大成果的时候，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百废待兴的土地急需各行各业人才。家国在胸的唐有祺决意返回祖国，报效新中国，几经周折终于1951年8月回到上海。9月，赴清华大学任教，被聘为副教授。1952春，全国范围内院系开始调整；秋，唐有祺迁入新北京大学化学系。此后半个多世纪，唐有祺的生活和命运与北京大学紧密相连。

唐有褀先生开启了中国的结构化学研究，测定了中国第一批晶体结构，为新中国培养出一批结构化学人才，解密猪胰岛素晶体结构，著书立说，为国攻坚克难。从事催化剂的研究，为石化行业解决了重要的技术问题。推动“化学生物学”研究，建设分子工程学研究。面对“化学消亡论”言论，多次力挽狂澜，恢复了化学作为基础学科的独立地位，为中国化学的腾飞构建了优质的平台。

2000年唐有褀先生手书

对同济化学发展寄予厚望

感恩母校关心化学，全心支持助力发展

同济大学化学学科始建于1937年，首任系主任由时任理学院首任院长王葆仁先生兼任，历史悠久，成绩卓著，曾经涌现出众多的优秀师生。包括唐有祺先生在内的6位中科院院士曾在此求学。1952年，院系调整，化学系并入复旦大学、华东化工学院等高校。1953年，同济大学成立化学教学小组，承担基础化学课程的教学任务。1958年起，又续办应用化学专业，并于1958-1964年间连续招收和培养了三届学生；后因国家整体经济调整，再次停办应用化学专业。1982年，同济大学重建化学系，开始重新招生，设立应用化学专业。改革开放以后，化学系得以恢复，学科建设发展迅速，在科研和教学均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九十年代以来同济大学化学系相继获得了分析化学、无机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应用化学等硕士点，2003年获得了无机化学二级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2006年又取得化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2007年化学一级学科博士后流动站建立，2014年以来，先后取得上海市化学品分析、风险评估与控制重点实验室、上海市工科化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等多个科教平台，2016年化学科学与工程学院成立，经过几代化学人的共同努力，同济化学学科建设取得了重大突破，为新一轮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唐有褀先生对母校有着深厚的感情，从同济大学重建化学系开始，他始终关心、关注并支持着同济化学学科的发展。他被聘为同济大学顾问教授，曾数次亲临同济大学指导化学系的发展。从1987年同济大学70周年校庆开始，每次逢十的校庆，唐有褀先生都到校参加庆典或是给母校发来贺电。2007年同济大学百年校庆之际，唐有褀先生回到母校参加了学校的百年庆典，并参加了化学系建系70周年暨同济大学校友会化学系分会成立大会。每逢唐先生生日或重要活动，化学系的历任领导也会前去探望唐先生或致信问候先生。同济化学恢复建系以来，一步一个脚印不断前进的道路上，都有唐先生一直以来的关心、帮助和全力支持相伴，才能打下扎实的基础，取得一个又一个可喜的成绩，并为迈向有同济特色的世界一流化学学科努力奋斗。

2007年唐有褀先生

回到母校参加百年庆典

出席化学系校友会成立大会

同济大学给唐有褀先生的贺信

值此先生百岁华诞之际，同济后辈对唐先生的关心和支持铭记在心，永怀感激，衷心祝愿先生松鹤长春、丹心不老、幸福安康！